究竟華福運動未來的方向和定位應該怎樣？其實，很多教會領袖對華福運動仍然很支持、很有期盼。因為，有一些獨特的工作，尤其是關乎眾教會共同面對的時代挑戰，依然是由華福來做最恰當。

    如今這年代，教會界無可避免地要面對政治的挑戰。在香港，都自稱是基督徒的從政者卻鬥爭得你死我活，各種政治議題將基督徒群體分裂，一般弟兄姊妹無所適從，教牧領袖也不曉得如何牧養分裂了的會眾。

    這個秋冬季，每個月都有出埠。十一月中，往中南美洲一所聖經學院，在十天裡，每天講課六小時。因為這次短暫旅程，自己也開了眼界，認識了不少中南美洲的福音禾場。

    每次回中港澳，一方面是薄盡綿力，跟港澳弟兄姊妹同工，一起事奉。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受衝擊，抽離加拿大的環境，投入中港澳的環境，好思考兩地華人教會特質的異同，彼此從對方的經驗中學習。

    大半年間，訪談了六十多家堂會的教牧讀者，除了在談論本刊時獲得許多寶貴意見外，更珍貴的，這些親切面談，往往是聽聞神的恩典作為（在眾多堂會和祂僕人們身上彰顯）的感動時刻。

    在中港居住了一年，九月初返回加拿大後，我嘗試做七年來未曾做過的一件事，就是拜訪本刊的讀者。

    香港是一個高壓力、緊張繁忙的都市。我在加拿大用了多年仍然完好的公文袋，一年內在香港用破了兩個，在加拿大歷久常新的衣服，一年內在香港很快便見霉舊；人嘛，在香港生活也一樣容易衰殘。

    這一年在中國、香港、澳門渡過的安息年假期，生活體驗很豐滿，經歷的人與事十分多姿多彩，亦常常思考兩個問題：加拿大華人教會能夠怎樣向港澳教會的經驗學習？同時，加拿大華人教會的經驗又可否成為港澳教會的借鏡？

    這一年在中港，我半開玩笑說自己的牧區是港珠澳大珠江三角洲，除了不停在香港、澳門的教會証道外，亦在建道、中國神學研究院、澳聖開科。

    今年九月至明年八月，是我在大學工作的安息年假期，在這安息年裏，我會到中國珠海市由香港浸會大學跟北京師範大學合辦的聯合國際學院教書。這學院由中國教育部特批，是首家內地與香港合辦的大學，辦學宗旨乃博雅全人教育。

    中國四川大地震後，收到一位非基督徒朋友的電郵。這位文化人朋友在電郵裏問：『宗教裏如何解釋大地震？是上帝的旨意嗎？為甚麼這麼多無辜的生命被奪去？』

    這個中小型城巿，只有兩所華人教會，互相支援，彼此合作融洽。

    二○○三年初這份刊物誕生，跟它面世有關的眾人（出版者、編委、編輯等），由始至終都懷著祈禱的心，希望它作為上帝賜恩的器皿，去祝福它盡量能夠接觸的所有人。

    一位主任牧師說：『教牧跟長執的關係，有時很緊張，在一些教會裏，教牧與長執互相爭權，在另一些教會裏，彼此的動機都良好，只是大家都搞不清楚，應該由誰來掌握怎樣的屬靈領導權？』

    本年一月開始，我再在香港《基督教週報》(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寫專欄，欄名叫『情理互動』。這個專欄的特色，是我和許立中弟兄輪流執筆。

    二○○六年的聖誕節、除夕夜、元旦，我皆在亞省卡加利市渡過，主要是因為在加拿大華人基督徒冬令會有事奉的機會。我故意在冬令會前早到幾天，冬令會後又多留幾天，以至在卡市住了差不多兩個星期。

    危機是，如果新一代連前輩的榜樣也輕視，所謂『不再有英雄的年代』，反叛的心態便會越來越猖狂。

    良牧的其中一種表徵，就是了解會眾，也被會眾明白。但在現實中，因著各種各樣的緣由，教牧領袖和會眾之間卻可以存在頗遠的距離。

    每次聽到關於堂會內爭執的故事，都會覺得難過。何況，更感悲戚的是，教會爭執的事情其實並非罕見。

    一位牧師讀者原本計劃結束其教會國語堂，但看完『國語事工的再思』一期，便決定繼續發展國語事工；另一位讀者說，讀了這刊物之後，體會了文字事工的啟發性，便開始了自己教會的每月家訊。

    或有心或無意，基督徒誇張失實的次文化，已經形成在很多方面的集體行為裏。舉一個簡單常見的例子：許多時候，基督徒在聚會中唱詩，歌詞很偉大（諸如『為主全然擺上、奉獻我一切』等等），然而，唱的人大家心裏都明白，在現實生活中，那有真正實踐歌詞裏所說的？！

    保羅認為，與其說方言，不如說一些與聽眾有關係、有意義的語言，才會有造就價值(林前十四：19)。假若台上的講者跟台下會眾的生活世界脫節，而不了解普遍會眾的內心，假若講者的舉例都是隔靴搔癢的，如此，便跟說方言沒有太大分別。

    不少信徒(甚至教會領袖)缺乏在社會學、文化學、科學數據方面的裝備，內心掙扎，不知道除了信仰原因之外，為甚麼要反對『同性婚姻』？當被世俗言論質疑時 (例如說基督徒狹隘、信徒反對政府乃違反『政教分離』觀念、干擾別人的私人生活、歧視『要求同性結婚者』、不尊重別人的人權等)，便不懂得合情合理地回應。

    在廣州，只停留四天，其中一個早上，參觀了一家工廠。這家工廠的總經理，是一位從加拿大回流中國的主內弟兄。還記得年多前，這位弟兄仍猶疑應否接受這個調任中國的機會，尤其擔心在中國營商，能否活出基督徒的商業倫理原則？

    教牧領袖處理跟會眾的關係，也很容易陷入兩種隱惡。第一，是霸權專制。第二種『作領袖』的隱惡，就是『愚民政策』，也是歷代常見的一種帝王心術。

    多年前，聽過一位朋友這樣說(至今仍然印象深刻)：『人其實很脆弱，別人對自己不好的時候，自然反應，自己也會一樣惡待對方。』在華人教會界，這位朋友普遍被認為是很有學問和見識的。

    有一種現象很奇怪，卻十分普遍。一群人聚在一起，總喜歡講不在場者的是非。這種『論斷文化』，在教會領袖圈子當中，也極為常見。

    中國文化經典裡，老子著《道德經》，其中第四十一和四十五章，有幾句廣為人知、正言若反的有趣說話：『大方無隅......大成若缺......大盈若沖......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千多年後到了宋朝，學者蘇軾再引申出『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兩句，便更是歷代流傳、街知巷聞的成語了。

    權力慾沒有大奸大惡的面目，卻是慢性劇毒。教會領袖中毒之後，便會叫教會的正常活力和動力癱瘓，各種集體病態便會浮露。

    有好品味的人，能夠分辨優質或劣質的東西。沒有好品味的人，會將劣質的事物以為是優質，又會將優質的忽略為劣質。若基督徒領袖缺乏好品味，他們治下的群體便不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神所頒授的恩賜與職份，便可惜地出現人為的錯配。

    在加拿大華人教會中間，終於出現一份「早該需要的」刊物，要認真地探討加國華人基督徒所面對的問題，要認真地研究加國華人教會所面對的課題，也要認真地思索華人教會與加國社會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