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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 On Track Ministry 總幹事趙錦德牧師在1999年到2002年間，會見過235位來自三十多間教會的領袖，九成以上來自散佈加拿大的華人教會。這235位受訪者，從三十五至五十五歲，自認十分『忙』，他們每週用於教會事工的時間平均為十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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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佑之牧師跟會眾分享『聖經中之長執觀』。他的信息包括作長執(僕人)的三大字義、三大修養及七大認識。麥振榮牧師便和會眾分享『教牧與長執的配搭』，也有李偉庭及曾建平兩位弟兄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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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對這個研討會感到可惜的是，除了一般常聽的解決方案以外，研討會沒有提供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法。如解決教牧和執事間、以及執事內部的意見分岐為例，與會者有否考慮過以新的角度處理內部分岐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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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良長老現為亞省愛明頓城南堂宣道會長老,他曾遇過一位令他非常敬佩的長老。這位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長老，在任期完成之後，依然活躍地參與事奉，從他身上看到言行一致及願意服侍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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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黃綺兒和丈夫霍應昌，都曾在安省城北華人基督教會任執事，霍應昌現任華基聯會事工主任。她常見長執在事奉中的軟弱，多由於不平衡的生活和抱著錯誤的心態。長執過份忙碌，有時應該喜樂的事奉便變成疲乏的負擔，他們其實很需要教牧和信徒的關懷、讚賞、包容和鼓勵，要認知自己的恩賜、志趣和限制，除去『非我不行』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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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光牧師現任安省北約華人浸信會主任牧師，他認為一位合神心意的長執必須看重與神溝通、著重靈修及有一顆謙卑和渴望神的心。在生活上，長執必須以身作則，能夠站隱真理的立場；在人事方面，長執應該與牧師、傳道人同心事主，常常彼此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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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華人宣道會的彭成元弟兄認為，長執事奉常見的軟弱是與會眾的溝通不足。作為一個領導者，長執容易下意識地覺得不能與會眾分享自己的軟弱。長執要明白自己只是一位管家，神才是領導者，要能夠接納自己和別人，彼此要坦誠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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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領袖處理跟會眾的關係，也很容易陷入兩種隱惡。第一，是霸權專制。第二種『作領袖』的隱惡，就是『愚民政策』，也是歷代常見的一種帝王心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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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時，我們又以工作及活動取代了純綷由信心所引發的力量。所謂純綷的信心，其實必定是源於在獨處中與基督的靈交和與肢體的相交；是在默觀中看到世情，復見到自己的生命是否真有向基督委身？有了這醒覺，我們又開始去實踐信仰，我們就不會流於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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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福音和造就信徒上，應該強調的，乃『非功利的信心』，而並不是『神會滿足我們需要』的膚淺信心或自私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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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牧者，良心標準都很高，道德批判感及自我要求也極高。這當然是無可厚非，亦是一般人對教牧的要求，然而這心態若過度強烈，可引致下列的問題。 第一，『自我價值』的問題。第二，『人際關係』的問題。第三，『挫折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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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在教牧上的應用，不單是應付新近冒起的問題。更積極的，未來學可作為未雨綢繆、先知先覺、以獵取未來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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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錯誤理解文藝復興，以為文藝復興反基督教。他們其實只承繼了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反基督教世俗化精神來看文藝復興，他們的西潮其實帶有明顯啟蒙運動的色彩。文化基督徒就不是如此，文化基督徒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但他們多以基督教為進步西方的文化及社會核心價值(與必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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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信徒要學習將遺產不單單留給親人，同時要顧及教會、福音事工、公益類善事的需要。雖然華人文化一般認為要將所有最好的留給子女，不過，這類傳統思想，往往會帶來一些後遺症(例如：子女爭產鬧上法庭)。如果一切都是來自神，我們因愛兒女而留下部份給他們是可以的，但應考慮不將全數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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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會中、英文堂的人有溝通、有合一，關鍵並不是要他們常常參加很多『聯合聚會』。當英語堂的朋友發現自己在教會中能夠對其他語言的會眾作出貢獻，也能在他們身上得益時，這種 give and take 就能讓他們在教會中感到有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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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了八十個人生的年頭，度過了五十年事奉的歲月，陳慕川牧師至今仍積極參與牧養工作，忠心堅守基督軍隊前線的位置。陳牧師說：『還未打算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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